第四章 大洋彼岸“灿烂的孤独”落入“凹洞”的领事

又陌生的土地上”，在这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的东方，诗人处于一种失根的心态之中。

    于是他的笔下写出了：“从我心中揪出地狱的主管，/规定出那无尽期的伤心条款。”“我四处游荡，耽于幻想。”（《梦中的马》）他悲叹：“我埋头劳动，围着自己打转，/仿佛乌鸦围着死尸，那服丧的乌鸦。”他感到窒息：“一个单位混乱的极端帝国/联合起来包围着我。”（《单位》）他的周围是寂寞，死一般的沉寂：“阴郁地落下来的雨的冰冷原料是不能复活的悲伤，是忘却。在我那没有肖像的卧室里，在我这身没有光亮的衣服上，多大的容积可以永存？缓慢而笔直的阳光如何浓缩才能成为一个深色的水滴。”（《荒无人烟》）“被黑色拂晓捆住又经过醍醐灌顶的天文学博士们，如果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痛哭的。”（《夜间的规定》）正是：“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回首话沧桑》）

    按照聂鲁达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研究着死的辞典，跳着孤独的探戈舞”。《大地上的居所》由三组诗歌一组散文诗组成。这三组诗歌的标题（同时也是每组诗歌第一首诗的标题）分别为：《死的奔驰》《孤独的骑士》《诗歌》，散文诗的标题是：《士兵之夜》。究竟写的是什么呢？从其中一些诗歌的标题大致就可以看出一二。如：《梦中的马》《冬天里写下的情歌》《缓慢的悲吟》《黑夜的收藏》《不可抵抗的》《阴郁的系统》《奏鸣曲与毁灭》《荒无人烟》《东方的葬礼》《鳏夫的探戈》《寒冷的工作》《意味着黑暗》……当然，要确切地把握，仅看标题远远不够，必须对每组每篇诗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有研究者把诗集的主题概括为死亡和孤寂。著名的聂鲁达诗歌研究家阿马多·阿隆索阿马多·阿隆索（1896—1952），西班牙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聂鲁达诗歌的著名研究者和解释者。认为，诗人对世界末日的启示录式的描述是他的唯一宣言，他笔下的混乱状态是彻底的。阿隆索评论说：“这部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表现了一颗奇特的、痛苦的、阴影重重的心。诗篇充满破灭、孤寂、死亡，被严重扭曲的创伤、颓废。”“《大地上的居所》没有一页不表现毁灭的绝望，这就是诗人耳闻目睹、观察所体验的不可克服的悲观厌世情绪。”

    诗人采取了相应的特殊方式，来表现这样的特定内容。对于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研究者有各种颇为详尽的分析。例如诗集中的象征。诗人常赋予某些词以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且这些词的数量相当大，即诗人表述个人见解的象征是丰富的：蜜蜂、宝剑、火焰、葡萄、蚂蚁、蝴蝶、野鸽、鱼、盐、玫瑰，甚至石头、土地、面包、小麦，都是他诗中常用到的富有意味的词语。野鸽、蜜蜂、玫瑰象征着生命和活力，石头、土地、面包象征着基础和纯洁……而且这种种象征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固定的。但从总体上可以说，在这些象征性的词汇中，隐含着爱情、生气、欢愉、仇恨、否定、梦幻，这些词语包含着诗人对生活特定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看法。

    《大地上的居所》不是一部容易读懂的诗集，它的诗句读起来不大像创作而像翻译。它的许多诗作缺乏正常的逻辑，句式混乱，意象别致，类比新奇。有评论说：“诗人关于分崩离析的感觉，在书中处处出现。”“在书中，他将逻辑和句法作为他的内在见识的形式后果加以摒弃。其结果就是一种通过分裂的思想、句子和词语所得到的崩溃的启示。在这些书里难以发现一行诗没有亵渎不敬。”

    诗人以这样的特定手法表现了他瞬息万变的感情、矛盾的心理，这表明了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发自肺腑的真实性特点。但对读者来说，却往往成了晦涩、神秘，甚至类似梦游者的呓语，令人费解，难以引起共鸣。这个时期聂鲁达读了大量西方作家特别是那个时代名家的作品，而当时的西方，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有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各自开辟新的蹊径的时代。面对这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主义，诗人虽有困惑不解，但也难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诗人是在模仿象征主义的代表作《荒原》，恐怕也不无道理。

    评论家阿马多·阿隆索等提出：《大地上的居所》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也有人反驳说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这可不是个小题目，谁是谁非？结论只能下在深入研究之后。但说这部作品带有浓重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大概总不为过。例如在语言方面，超现实主义主张语言革命，推崇意象自由联想和文字自由联用，这两种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非逻辑论。即用强力使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文字凑合或组合在一起，取得逻辑思维所达不到的奇异效果。超现实主义的这个特点在这部诗集中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突出的。

    反对者的理由也相当充分。他们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等认为梦幻比理性更能真实地反映世界，所以要表现思维的实际功能，就必须摆脱逻辑、道德、审美等方面的一切束缚，在下意识状态里进行写作，即所谓的“自动写作法”。以这个尺度来衡量，《大地上的居所》显然不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诗人在下意识中用“自动写作法”写就的作品，而是有明确创作意图、有特定美学追求的，有意识、自觉的创作。

    贫穷、孤寂，遥远而又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爱情，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殖民统治下东方惨烈的愚昧、贫苦……这一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忧郁、焦虑、冲动、谴责乃至抗议，他的诗就在这种狂热的心境中骚动地迸涌。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1918—2005），智利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在评论《大地上的居所》时说得好：“在描述那种巨大的混乱状态时，聂鲁达前无古人地表达了拉丁美洲人心理上的痛苦、恐惧和迷信，宗教教育和印第安祖先被破坏的传统留给他们的错误意识，在自己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的陌生文明中感到的孤独，作为失败者的痛苦良心，在大自然面前的恐怖心情，大自然通过热带丛林、海洋和山脉对他们的压迫，以及由于剥削、贫困和疾病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这位智利文学评论家在诗集中看到了这种起着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对后来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之所以会发生那种被认为是“突然变化”的最好解释。而诗人自己则说《大地上的居所》“与其说是用墨水写的，不如说更是用血写的”。诗人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集中起来，使之成为这本书的天然情节”（《回首话沧桑》）。可见，这部诗集与超现实主义的下意识、“自动写作法”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聂鲁达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数量少。在东方当领事的5年中，他完成的作品只有一部：《大地上的居所》。他被移植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切对于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本来完全可以都转化为诗，但实际并不如此。在寂寞中除了写作几乎没有别的可干的聂鲁达却写得很少。他自己就这么说过：“我那个时期写出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大地上的居所》中的这些诗。”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由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诗人在回忆中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写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距离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开，我又无法真正进入我周围的世界。”这是根本原因。

    诗人对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追求，他在创作上的刻意求工，也是这部诗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由智利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的《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中已相当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追求，尽管这部作品明显受到法国作家阿波利奈尔等很大影响。《大地上的居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是出自同一“矿层”，表现了诗人同样的创新追求，但却形成不同“矿脉”。前者的追求更加强烈，而且更有成效。在《大地上的居所》中诗人以特殊方式表现了世界的混乱性，正像评论者所说的：“通过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思想、情感和体验创造一种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去表现混乱的世界。”而诗人笔下的混乱状态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荡着推动新世界产生的力量。他的视觉和表述都是独特的——聂鲁达式的。他在道德、审美方面都有明确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头一次有了显著成效。

    聂鲁达在创作进入成熟期后，所描写的多是时代的重大题材。而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他追求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力求将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种追求和努力开始得很早，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已初见成效。正如诗人后来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这种创作态度就从那个时代开始。

    落成艰难的“居所”

    在聂鲁达的作品中，《大地上的居所》是一部命途多舛的诗集。诗人胳臂下夹着这本诗稿，东奔西走地为它找出版社，足足找了6年之久。1927年6月，聂鲁达起程去东方赴任，途经欧洲。7月16日一到马德里他就开始寻找，希望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他已完成的那部分诗稿。为此他拜访了多位作家，特别是满怀希望地拜访了西班牙诗人、极端主义运动理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吉列尔莫·德托雷（1900—1971），西班牙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他认真地读完了聂鲁达的诗稿，然后以朋友的坦诚说，他看不懂这些诗，他不能理解作者通过这些诗想要说明些什么。而这还只是一连串失望的开头。当然聂鲁达始终没放弃过努力。

    下一站是巴黎，诗人在法国首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和旅居巴黎的南美洲同胞们进行了广泛接触，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就在那儿，他认识了杰出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小说家。。智利著名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当时也在巴黎。聂鲁达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位麦塞纳斯麦塞纳斯，古罗马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化活动。他通过亲信麦塞纳斯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团结在自己周围。因此麦塞纳斯后来成为文学家的保护人的代称。，而且竟然找到了，这就是阿尔弗雷多·孔东。孔东是位年轻的智利外交官、作家，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以慷慨豪爽著名。更重要的是他与巴黎和欧洲许多大都市的文化界关系密切，是许多文化人的朋友。

    孔东非常欣赏聂鲁达的作品。1927年12月，他在马德里《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向欧洲读者评介聂鲁达一年前在圣地亚哥出版的诗集《指环》。这大概是在欧洲发表的评介智利诗人聂鲁达和他的作品的第一篇文章。而正是这同一个《文艺报》几个月前曾让聂鲁达吃了闭门羹。聂鲁达在巴黎只停留几天就去了东方，但是巴黎的麦塞纳斯没有忘记他。孔东不遗余力地在西班牙作家朋友中介绍、宣传聂鲁达的作品，希望推动他们为出版诗人的这部诗集出力。拉斐尔·阿尔维蒂拉斐尔·阿尔维蒂（1902—1999），西班牙诗人。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

    这位西班牙卡迪斯诗人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中描述了有关情况。在一个大雨之夜阿尔维蒂拿到了一部奇特的诗稿，是智利使馆秘书阿尔弗雷多·孔东带给他的。诗集的名字是：《大地上的居所》，作者：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对于西班牙作家来说颇为陌生的名字。读着这些与西班牙诗歌的韵律和情调全然不同的诗歌，阿尔维蒂真是又惊又喜，十分钦佩。他立刻打听作者姓甚名谁，是何方人氏。得知聂鲁达是智利驻爪哇领事，远离祖国和自己熟悉的语言，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孤寂与绝望之中。孤独的领事的唯一希望是这部诗稿能早日出版。

    热心的阿尔维蒂立即行动起来，把帮助远在爪哇的陌生的智利诗人当成自己的分内事。他跑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壁。他奔波的唯一收获是，《西方杂志》在1930年3月出版的第81期上选登了诗稿中的3首诗：《死的奔驰》《小夜曲》《梦中的马》。阿尔维蒂不甘心于这种失败。为了让西班牙，首先是当时杰出的年轻一代诗人——“二七年一代”，在诗稿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情况下，能早日认识它，阿尔维蒂采用了新的战术。他带着诗稿走遍马德里，哪儿有诗人聚会，他就去哪儿朗诵。没多久，这部尚未出版的诗稿在新一代诗人中就几乎是尽人皆知了。一群年轻诗人加入了阿尔维蒂的队伍，成为聂鲁达诗歌的热情宣传者。这在西班牙堪称一个文学奇观。对此，聂鲁达曾有过评说：“我收进《大地上的居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维蒂、洛尔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戏剧家。、阿莱克桑德雷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迭戈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一代优秀诗人，“二七年一代”成员。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陷于孤寂中的聂鲁达渴望着他的诗集能早日问世。他十分担心这部诗集会“未老先衰”——未曾出版就已经过时。诗人心急火燎地向四面八方发信询问、联系出版事宜。这些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的带给诗人的是如肥皂泡般瞬间就破灭的希望。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曾接受了这部诗稿，并决定出版。可惜就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出版社就倒闭了。这让聂鲁达的支持者们，首先是诗人本人大失所望。

    诗人的忠实朋友阿根廷作家埃克托尔·埃安迪建议他在阿根廷出版。尽管诗人渴望他的诗集能早日出版，但他还是坚持要在西班牙出：“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偏远外省，马德里可就完全不同了。”智利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在圣地亚哥出版的难度要小得多。“在那儿，有一位出版商无论如何总会接受我的作品并支付稿费。”诗人在信中这样答复埃安迪。同时，他对智利可能出现的尖刻评论也心怀疑惧。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埃安迪，你还记得我那些名为《我们在一起》的诗吗？它们是在智利出版的，一出版就立刻招来三四篇通篇是辱骂的评论，说这是我的愚蠢的产物。”

    西班牙对这部已经存在的诗集关上了大门。该怎么办呢？阿尔维蒂又把目光转向了法国。1931年他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杂志《磁石》，它的出版者是阿根廷人埃尔维拉，还有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小说家。。埃尔维拉答应先在杂志上登载一些诗篇，然后再订出版全书的合同。聂鲁达曾收到过《磁石》杂志发给他的电报，通知他此事，并许诺将给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终没收到过这笔钱。《大地上的居所》这次也没交好运，仍旧未能问世。

    1932年，由于经济原因，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撤销，聂鲁达返回智利，带着他那部已经增厚了不少的诗稿《大地上的居所》。现在他的想法与以前不同，无论如何要让诗集出版：不管是在哪儿，不管人们怎么评论。这一次，又是纳西门托出版社接受了诗稿。1933年4月，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精装本，印数100册。终于，《大地上的居所》开始了它在诗坛上的存在。两年后，马德里“十字与线条”出版社出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这时它已“长成”为两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这时诗人已到西班牙任职，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进步诗人，作品的色彩比以前鲜明了。至此，聂鲁达做了多年的梦——在西班牙出诗集——才终于成真。他终于如愿以偿。为此而感到高兴的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忠实朋友们——阿尔维蒂和西班牙年轻诗人们。这是聂鲁达和他的诗歌走向世界的开始。

    18世纪70年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德国掀起“维特热”，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仿效维特，穿上与维特一样的服装：蓝上衣黄背心，有的甚至像维特一样轻生自杀。这种自杀固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消极的、病态的。这种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并且非常反对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写了题诗：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

    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一个半世纪后，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智利。一个智利小伙子在树下自杀，留下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书本打开在《意味着黑暗》这首诗的那一页上，一些诗行下还用笔画着加重线。这幕惨剧对聂鲁达震动很大，让他终生难忘。这成为他最惨痛的创作经验之一。他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20世纪40年代，聂鲁达已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诗人。不少国家要求诗人准许他们翻译出版他早年的旧作，却遭到了拒绝。他不愿意再版那些充满绝望、沮丧情绪的诗歌。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在树下留下一本打开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后自杀的智利青年，他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谴责。更何况，这时的聂鲁达，早已走出了东方，走出了曾经使他窒息的孤寂。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已经成为为了智利更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进步而战的自觉战士。他发现、认识了一代满怀希望、勇敢奋进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4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上，聂鲁达说：“重读那些我曾经认真地下过功夫的作品，我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有用处了。它们太陈旧了，它们带着一个死亡的时代的苦难的烙印。一页一页，我重新阅读，仿佛任何一页都没有价值去重新获得生命。没有一页可以作为建设用的钢铁；没有一首诗能够给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健康和面包。我否定了它们。我不希望这些往昔的痛苦给新生活带来沮丧。”投入火热斗争的聂鲁达，看到了未来和光明，告别了孤独和失望，告别了黑暗和死亡，他认识到作为诗人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写出真正的诗——建设生活的钢铁和面包。

    聂鲁达找到了正确的创作原则，而且坚持了一生。但他对自己具体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变化的。不久诗人就“赦免”了这些曾被否定的作品，允许它们再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些抒写了“往昔的痛苦”的作品做了如下评述：“在某些场合，我也讲过否定《大地上的居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矛盾。”

    1971年，新的法文版《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此版以胡利奥·科塔萨尔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小说家，当代拉美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致巴勃罗·聂鲁达的公开信”为序。他写道：“巴勃罗，我非常理解，你作为诗人的人生道路已经使你远离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你以你认为必要的态度摒弃了它们。你后来的诗，继续由你的生活涌流而出的伟大的《漫歌集》，在你南美斗士的意识中远比这两卷诗重要得多。”这位以标新立异的“反小说”《踢石戏》闻名于世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在这两卷神秘费解的《大地上的居所》中发现了它所蕴含的硕壮的种子。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孕育着你未来的诗篇；而且，与此同时——不管你意识到与否，它们还孕育了你这位革命诗人。”这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