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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浩渺大洋上的航行巴黎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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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政府对聂鲁达的迫害在全世界激起公愤，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反应特别强烈。许多国家举行向诗人致敬的集会，出版他的诗集，伦敦《亚当国际评论》出版了聂鲁达专号。
1948年7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文化界大会上，巴勃罗·聂鲁达的同名朋友巴勃罗·毕加索发表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愤慨地说，他的一位朋友，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中的一个，本应该也在这里参加大会，但是他却不能到会。这位杰出人物不仅是他的祖国智利、是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就是聂鲁达。他以美的形式为人类创造财富，他始终支持穷苦人的正义要求并为此而斗争。可是现在，他却横遭迫害，下落不明。毕加索强调指出，这是对我们全体文化界人士的挑衅，对此我们决不能容忍。他呼吁：
“以世界文化界大会的名义，向伟大诗人聂鲁达表达我们的支持和同情，向他致敬！
“到会的46个国家的500名代表，一致行动起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智利法西斯政府的卑鄙行径。他们竟敢迫害文化界最优秀的代表。
“强烈要求给聂鲁达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
毕加索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1949年4月，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这是世界文化名人聚集一堂的盛会。到会的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巴勃罗·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对核物理学有重要贡献。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女婿。；德国的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作家。、查利·卓别林查利·卓别林（1889—1977），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作品中创造了形式为喜剧性而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小人物”形象。、保尔·罗伯逊保尔·罗伯逊（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WE杜波依斯WE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作家。出生于贫苦黑人家庭，法学、哲学博士。；苏联的伊利亚·爱伦堡、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法捷耶夫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作家。曾多年担任苏联作协领导职务。、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作曲家，人民艺术家。；南斯拉夫的I安德里奇I安德里奇（1892—1975），塞尔维亚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郭沫若、萧三……到会的拉丁美洲代表有200人。其中有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拉萨罗·卡德纳斯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活动家。；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2），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派画家。、路易斯·塞瓦内路易斯·塞瓦内（1910—1979），阿根廷抽象派画家。、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胡安·马里内略；巴西的若热·亚马多；危地马拉的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1904—），危地马拉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诗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海地的雷内·德佩斯特雷；委内瑞拉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1908—1985），委内瑞拉诗人和小说家。和埃克托尔·波莱奥……
4月25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执行主席以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现在，请最后一位演讲者上台！他是几分钟前刚刚到达的……他是正被追捕的逃亡者……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这时，聂鲁达戏剧性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他销声匿迹一年零两个月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立刻，全场一片欢腾，代表们全体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欢迎聂鲁达。激动的诗人做了简短的发言，似乎在为他来迟了而表示歉意。“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遥远大地上的人们的问候。正是我国的政治迫害使我认识到，人类的团结一致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诗人对热情的欢迎者们朗诵了他的《一首献给玻利瓦尔的歌》。人们热烈地拥抱这位逃出智利独裁者残酷迫害的坚强诗人。
第二天一早，圣地亚哥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一条发自巴黎的消息：“被追捕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没有任何预告、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巴黎。他出席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做了演讲。他是怎样离开智利来到这儿的，的确是个难解的谜。”聂鲁达在巴黎公开露面的前一天，智利警察局长刚对报界郑重宣布：聂鲁达还在智利，就在他们的手心里，逮捕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法兰西快报的一位记者拜访了聂鲁达，告诉他，得知他在巴黎出现的消息后，魏地拉政府发表了“辟谣”声明，声称，在巴黎的那个自称是巴勃罗·聂鲁达的家伙是个骗子，是个替身。记者于是来找这位聂鲁达的“替身”，和诗人商量该怎么回敬魏地拉。
其实还真不能说魏地拉之流“造谣”，聂鲁达确实是当了一次“替身”。在阿根廷，他向正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官的老朋友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借到护照，凭着两个人相似的长相：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胖胖的身体，顺利地以危地马拉杰出小说家和外交官阿斯图里亚斯的身份，从阿根廷经乌拉圭到达巴黎。因此，从所持身份证看，到达巴黎的是阿斯图里亚斯，或说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替身”聂鲁达。当然，对色厉内荏、打肿脸充胖子的魏地拉独裁政府不能轻饶。于是聂鲁达告诉记者：“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
从此，诗人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流亡生活，并向新的海域扬帆启航。这位从不懈怠的航海者，在风浪中一程又一程地驶向浩渺的大洋。最早，他是特木科地方诗人；然后是首都圣地亚哥20年代大学生诗人；这以后不久，是智利国家诗人；再以后，随着诗人作品的传播和他本人的足迹所到之处，他的诗名逐渐扩大，超出了国界。首先是在阿根廷，然后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并迅速扩展到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已成为“新大陆”的知名诗人。1949年，拉丁美洲评论界已公认聂鲁达是本大陆的第一位大诗人。但在欧洲，熟悉他的人还不多。在“旧大陆”这几年流亡中，诗人不仅为智利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和平、自由而斗争。因此，人们认识了和平战士聂鲁达，也熟悉了他的诗。他的诗不但受到西班牙语读者，而且受到其他语种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首先是在巴黎，聂鲁达受到热烈欢迎，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49年5月初，法国作协举行大会向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各国作家表示敬意。大会上聂鲁达朗诵了他刚刚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漫歌集》中的一篇《逃亡者》，然后由阿拉贡用法语朗诵全诗。犹如胜利的欢呼，诗人骄傲地说：
你那渺小的暂时的胜利，
多么凄凉！而阿拉贡，
爱伦堡，艾吕雅，这些巴黎的诗人，
委内瑞拉的
勇敢的
作家，还有许多别的人，别的人，
都跟我在一起。
而你，该死的人，
却只与埃斯卡尼利亚和库埃瓦斯，
佩卢乔诺和波夫莱特埃斯卡尼利亚等4人，均为贡萨莱斯·魏地拉的党徒。等等为伍！
聂鲁达是一个极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他总是生活在和谐友爱的群体之中。他到巴黎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热闹团体。这里有西班牙的老朋友，墨西哥时代的老朋友，众多的拉美作家，再加上刚刚结识的新朋友们。聂鲁达从隐居和逃亡的孤寂中到了文明的大都市，他有许多话迫不及待地要对朋友们说，他也渴望着听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谈。他的住处门庭若市，有时一天要接待10余次来访。但是他的航程并未终了，他又向新的海域起锚。
在这几年间，聂鲁达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奔忙，操劳。许多国家：苏联、墨西哥、危地马拉、捷克、波兰、匈牙利、法国、印度、蒙古、中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都留下他来去匆匆的身影。许多城市：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新德里、北京、柏林、卡普里……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去苏联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席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人民艺术节，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到北京授予宋庆龄国际和平奖。在各地举行诗歌朗诵会，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灵、热那亚、罗马、米兰都举行了诗歌朗诵会……
与此同时，聂鲁达的诗名也随着他漂洋过海，走出智利，走出美洲，走遍世界。他的诗集或诗选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匈牙利、美国、苏联、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阿根廷、印度、波兰、瑞典、巴勒斯坦、叙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冰岛等国出版。不但有大语种译本，而且许多小语种也有了译本，如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葡萄牙语、乌兹别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而且属于世界。
“新世界多么辽阔”
魏地拉独裁统治的迫害，迫使聂鲁达不得不于1949年2月24日穿越安第斯山南部密林，逃出智利，直到1952年8月12日才得以重返祖国。在这几年中，诗人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但他不是浪迹天涯、漫游四方的旅人，而是重任在肩，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的战士。正如1949年9月，出席于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时，他对记者所说：“我们受到了赞扬，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骄傲”，“我们是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中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士，这支军队必将阻止战争爆发。谁反对和平，谁就是与生活为敌”。
在这个时期里，聂鲁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头一次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埋葬了他的梦想的黑暗中的祖国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在被战争夷成废墟、数千万人被杀害的大地上崛起的新世界。他与众多老朋友重逢在世界各地，又与许多新朋友结识在他乡异国。这位游吟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从前只能是梦中才会见到的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
对这部诗集，作者本人有过明确的评价。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诗人说：“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说实话，我是偏爱《葡萄与风》的，或许是因为它不被人理解，或许是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诗篇我才起步走向世界的。这本诗集带着道路的灰尘和江河的水滴；书中有我本来不认识，只是通过多次旅行才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
《葡萄与风》由23个部分组成，除了前面的序和后面的尾声，主体分为21章，每一章又由若干首诗组成，内容相当丰富。如果说《漫歌集》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业绩，是拉丁美洲的英雄史诗，那么，《葡萄与风》堪称是欧洲和亚洲已经获得解放和正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英雄史诗。特别是，诗人用相当多的笔墨记叙了他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以及访问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印象、观感。
诗人写出了对新世界热情的歌颂和由衷的钦佩：《新世界多么辽阔》。“我要叙述和赞美/我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所看见的/事物。”“要知道这里是/新事物无休止地产生的国土。”“苏维埃联盟是多么辽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辽阔。/它容纳着/最小的蓝色的花朵，/也容纳下了巨大的工厂。”“苏维埃国土的统治者——是人。/小小的，刚刚诞生出来的/人。/他名叫伊凡或者彼得……”“在这儿人将要歌唱和劳动，/劳动和歌唱，/因为他的富饶的国土/就是人们的创造。”“一切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完成，/但在艰苦中却有着力量和欢乐。/而今天从海洋到海洋/伊凡继承了春天——/我正带着你在这春日的大地上行走。”“在这儿新的人/正在创造着新的自然。”“你那坚强的意志/能够使世界翻过身来。/哦，无边无际的土地！”“从此在我的眼睛里，/永远留下了你那珍贵的形象，就像留下了永无止境的/未来的春天！”脚踏着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望着“伏尔加深暗色的河水在静静地流”，诗人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赞美这座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的英雄城市。
在《向中国致敬》一诗中，诗人热烈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盛赞：“巨人啊是那么高大，他一步一步丈量着/他的水稻，他的小麦，他的土地，他的家，/而世界各国人民都认出了他：‘你成长得多么的快啊，兄弟！’”“从大海到大海，从平原到雪山，/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你啊，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诗人表达了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洲的人民”，“热带的穷人”，“玻利维亚的勇敢的矿工”，巴西的“宽肩阔膀的工人”，“巴塔戈尼亚无边草原上的牧羊人”，“都望着你啊，人民中国，/都向你致敬，并且同我一道，/给你的前额送来了这个亲吻”。
在《布拉格的谈话——献给尤利乌斯·伏契克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捷克民族英雄。》这首分为9节的长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缅怀和崇高敬意。每当诗人走过伏契克曾在那儿受过拷问的房子：“我总是望着它，抚摸着/它的墙壁，在里面寻觅着回声，/声音和英雄的话语……”“而当你那死亡的悠长的时辰/已经在你生命的时钟上敲响——/你带着像健在时一样的光辉的欢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伏契克视死如归，正因为：“你——不是遗产，而是活鲜鲜的血液，/你不是记忆，而是持久的事业。”而像伏契克这样舍生取义的英雄，绝不止一个：“曾经有过很多人，/很多个伏契克，/生平一切都做得非常出色。”“伏契克的一代人，一种/默默无言地充满快乐的人！”“伏契克的一代人，像火一般燃烧，/正在战胜着那使人腐朽的死亡。”正是伏契克的一代人的奋斗、牺牲，赢来了今天：
我通过你，尤利乌斯·伏契克，
赞美那焕然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
像你一样忠诚的儿子们的母亲，
大地的沉默的英雄们的母亲，
赞美那烟雾弥漫的玻璃之国，
葡萄串和麦穗，钢铁和人民！
还有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兄弟，他一直活在诗人心中。在缅怀捐躯者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米格尔！《漫歌集》中就有专门献给这位牧羊人的诗篇《给在西班牙流放地被谋杀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在晚年——已是米格尔去世后30年了——写成的回忆录中，也专有一章献给他：《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而在《葡萄与风》中，在《西班牙》这首近400行的长诗中，有近300行是献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
人们叫他米格尔，他是
奥里维拉河岸上的
一个牧羊娃。
……
他歌唱，
为了让牢门打开，
为了让自由在大道上畅行。
……
他将在地下
永远吟诗！
……
米格尔，在这儿，谁也没有忘记你！
……
要知道！
时间快到了，
你的风，人民的风将向他们
飞奔而来；
让伊巴露丽伊巴露丽（1895—1989），别名“热情之花”，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公开出现，
让他们听见
永生的西班牙的胜利的脚步声，
我们的西班牙的脚步声，而你
在这个时候，
哦，山羊的天使长，
你，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牧羊人，
你，伟大的人民诗人，
你，我的儿子，将要在那些旗帜上
看见你的脸孔，
整个布满善良的皱纹。
你将要生活在我们的胜利中，
和你的人民一道复活，
同我们一道前进，从此
谁也不能够再让你离开
西班牙的亲密的怀抱！
流亡诗人还写出了他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怀念：《在我的祖国正是春天》。10月，在北半球的欧洲，正是秋天：“今天——是一片金黄和红色的火焰，/而明天——是一望无垠，是白雪和洁净。”但在南半球的智利，10月，正是温暖“由北方走向南方，散发着清香”的春天，诗人渴望能回到祖国：
十月呀，春天呀，
把我带到我的人民那儿去吧！
看不见你们的男子汉和姑娘们，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用自己的肩头来负担起大家共同的希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作为一个旗手在前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我看见了普希金；
他是那样的年轻，
他成了我的朋友。
他不能讲话，
我只好从书本上倾听他。
我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行走，
一面观望着他，读着他的书本。
他用他那些诗歌为我揭示了
人们和大地的生活。
当他和我一道
在那些城市和草原的
自由辽阔的土地上空
飞翔，
在透明的空气中他是那样的透明，
笼罩着他面容的，
是像幻想一样的
宁静的自豪。
——《普希金》
聂鲁达满怀激情地读着普希金的诗，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认识俄国，更好地了解苏联。他买了一套普希金作品全集，有11册，还买了各种版本的普希金作品集。几年后，诗人向智利大学捐赠的那批书籍中，就包括这些从涅瓦河畔买到的珍贵书籍。
当诗人坐在庄严的纪念会大厅里，一种特殊的感觉传遍全身。当年在特木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借给他的俄国小说，是他和这个如此遥远的国家的第一次接触。这些小说，一直是诗人一生中最爱读的作品。转瞬光阴，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从小就渴望认识的国家，脚踏在这块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大地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27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艺术学校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聂鲁达，大会由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主持。大厅里座无虚席，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参加了大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聂鲁达最好的朋友，正是这种朋友加同志的情谊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之中有尼古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1896—1979），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俄罗斯作家。曾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协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谢苗·基尔萨诺夫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奥瓦季·萨维奇奥瓦季·萨维奇（1896—1967），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基尔萨诺夫后来曾多次访问智利，成为智利人民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聂鲁达的至交。他把聂鲁达的诗出神入化地译成俄文。聂鲁达对他极为赞赏，说他“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辞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而奥瓦季·萨维奇则不仅是聂鲁达也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作的译者。聂鲁达称赞他：“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
晚会上爱伦堡作了讲演。他是聂鲁达《西班牙在我心中》的俄文译者和作序者。而聂鲁达则为爱伦堡的《消灭侵略者》的西班牙文版作了序。这部作品中的文章，在战争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苏联报纸上登载，成为射向法西斯的子弹。爱伦堡在发言中阐述了他为《聂鲁达诗集》俄译版所写序言的内容要点。这部诗集几天后就由苏联国家文化出版社出版。爱伦堡这篇序言也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它是苏联聂鲁达研究的开端。从此，聂鲁达研究成为苏联美洲文学研究家们的重点课题。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之多。聂鲁达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俄文，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苏联境内使用的其他多种语种，如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
聂鲁达参观了工厂、农村，把他的诗带进了厂房，带到了田野上。他为人民朗诵《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他的诗在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走着、看着，有时似乎在走神，好像对所参观之处兴趣不大。但不久，在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他对所到之处出人意料的细致而又独特的描绘。他那看似怠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着，以一种极有个性的视觉和方法观察、表现现实。
苏联人总爱向来访的外国客人问：“你想去哪儿？”当问到聂鲁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一样，同在诗人心中。“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把西班牙和斯大林格勒融合为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引用了聂鲁达的诗：
……还有那些背靠着墙壁被处决的西班牙人，
他们一齐询问，是不是斯大林格勒依旧活着；
还有那一列列被牢狱生活所折磨而深陷的眼睛，
它们用你的名字刺穿墙壁；
西班牙因你的流血牺牲而鼓舞起来了，
斯大林格勒啊，你曾经倾注你的心灵给西班牙，
当西班牙像你现在一样被英雄们的血所肥沃着的时候。
——《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
在这第一次苏联之行中，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斯大林格勒——这座诗人曾为之献上两首情歌的英雄城市是一定要去的。聂鲁达站在伏尔加河岸上，望着深暗色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战争的炮火已经停息了4年，正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一座在废墟中崛起的全新的城市矗立在诗人面前。诗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
一切仿佛都很平常，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炎夏中的斯大林格勒，无数高楼大厦耸立，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狗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信封在匆忙赶路……但是4年前，这里的一切都曾经倒塌过，躺在灰烬里，躺在战争的血泊里。是的，这儿的一切都曾倒塌过，但是除了“那些日子里的人，/苏维埃国家的兵士”，他们坚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屋，与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战，争夺着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的土地。于是，“在这儿，用鲜血夺回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我们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在这儿，“斫断了/那个紧紧地套住/历史脖颈的绞索”。
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极寻常的太阳/照耀人们的和平生活——/胜利才踏着这神圣的土地的灰烬/来到了这儿”。
今天，这书本，这面包，
这早晨栽上的松树，
这充满阳光的大街
（它刚刚离开了那张
建筑家冒着战争风暴
绘制好的图纸），
这一旁走过的姑娘，
这只在阳光下、在灰尘中的狗儿——
这一切全都是奇迹，
是鲜血创造出来的奇迹，
是钢铁和党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们的新世界的
奇迹。
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是从地上/而是从人们心坎里修建起来的”。如今：
在这个夜里什么都有——明朗，月亮，辽阔，
纯洁和决心。
而在那高高的地方
是洋槐的枝条，
是绿叶和鲜花，
是准备着自卫的针刺，
是斯大林格勒的
伟大的春天，
是斯大林格勒的
永远不朽的芬芳。
辽阔的苏维埃联盟，英雄的苏联人民，就这样进入了聂鲁达的心中。从此，诗人成为拜访苏联的常客。特别是1952年12月，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奖评委后，去苏联就成为他的常规旅行。他和苏联作家们、和苏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他所说的：“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
“船长”与“罗萨里奥”
195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一本奇特的、引人注目的诗集：《船长的诗》，未署作者姓名。它装帧精美，印数极少，只印了50册，得到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诗集一出现，就成了文学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中的热门话题，尽管真正读过它的人还不多。
第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船长的诗》，大受欢迎。此后，又数次再版，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诗集上找不到作者姓名，但却有一篇书信式的代序。写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3日，于哈瓦那。信是写给出版者的，署名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
信中写道：“我冒昧地把这些尚未公开过的诗稿寄给您，想您一定会感兴趣。我保存着这些诗的全部手稿，它们是在火车上、飞机上、咖啡馆里，在各种地方写成的。这些诗几乎是不加修改地写在各色各样的小纸片甚至餐巾上。这种爱，这次热恋，发生在有一年的8月，当时我作为演员，正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城镇巡回演出。他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战场，遗憾的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马丁内斯，是拉米雷斯，还是桑切斯。我只是叫他：‘我的船长。’”
到处都在谈论这位不知名的船长和他的诗。船长究竟是谁？人们在寻找，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黑岛——聂鲁达就住在那儿。他的名字越来越紧地和这部诗集联系在一起。最后，“船长就是聂鲁达”，终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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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文化界大会上，巴勃罗·聂鲁达的同名朋友巴勃罗·毕加索发表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愤慨地说，他的一位朋友，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中的一个，本应该也在这里参加大会，但是他却不能到会。这位杰出人物不仅是他的祖国智利、是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就是聂鲁达。他以美的形式为人类创造财富，他始终支持穷苦人的正义要求并为此而斗争。可是现在，他却横遭迫害，下落不明。毕加索强调指出，这是对我们全体文化界人士的挑衅，对此我们决不能容忍。他呼吁：
“以世界文化界大会的名义，向伟大诗人聂鲁达表达我们的支持和同情，向他致敬！
“到会的46个国家的500名代表，一致行动起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智利法西斯政府的卑鄙行径。他们竟敢迫害文化界最优秀的代表。
“强烈要求给聂鲁达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
毕加索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1949年4月，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这是世界文化名人聚集一堂的盛会。到会的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巴勃罗·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对核物理学有重要贡献。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女婿。；德国的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作家。、查利·卓别林查利·卓别林（1889—1977），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作品中创造了形式为喜剧性而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小人物”形象。、保尔·罗伯逊保尔·罗伯逊（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WE杜波依斯WE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作家。出生于贫苦黑人家庭，法学、哲学博士。；苏联的伊利亚·爱伦堡、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法捷耶夫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作家。曾多年担任苏联作协领导职务。、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作曲家，人民艺术家。；南斯拉夫的I安德里奇I安德里奇（1892—1975），塞尔维亚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郭沫若、萧三……到会的拉丁美洲代表有200人。其中有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拉萨罗·卡德纳斯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活动家。；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2），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派画家。、路易斯·塞瓦内路易斯·塞瓦内（1910—1979），阿根廷抽象派画家。、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胡安·马里内略；巴西的若热·亚马多；危地马拉的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1904—），危地马拉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诗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海地的雷内·德佩斯特雷；委内瑞拉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1908—1985），委内瑞拉诗人和小说家。和埃克托尔·波莱奥……
4月25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执行主席以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现在，请最后一位演讲者上台！他是几分钟前刚刚到达的……他是正被追捕的逃亡者……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这时，聂鲁达戏剧性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他销声匿迹一年零两个月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立刻，全场一片欢腾，代表们全体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欢迎聂鲁达。激动的诗人做了简短的发言，似乎在为他来迟了而表示歉意。“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遥远大地上的人们的问候。正是我国的政治迫害使我认识到，人类的团结一致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诗人对热情的欢迎者们朗诵了他的《一首献给玻利瓦尔的歌》。人们热烈地拥抱这位逃出智利独裁者残酷迫害的坚强诗人。
第二天一早，圣地亚哥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一条发自巴黎的消息：“被追捕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没有任何预告、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巴黎。他出席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做了演讲。他是怎样离开智利来到这儿的，的确是个难解的谜。”聂鲁达在巴黎公开露面的前一天，智利警察局长刚对报界郑重宣布：聂鲁达还在智利，就在他们的手心里，逮捕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法兰西快报的一位记者拜访了聂鲁达，告诉他，得知他在巴黎出现的消息后，魏地拉政府发表了“辟谣”声明，声称，在巴黎的那个自称是巴勃罗·聂鲁达的家伙是个骗子，是个替身。记者于是来找这位聂鲁达的“替身”，和诗人商量该怎么回敬魏地拉。
其实还真不能说魏地拉之流“造谣”，聂鲁达确实是当了一次“替身”。在阿根廷，他向正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官的老朋友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借到护照，凭着两个人相似的长相：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胖胖的身体，顺利地以危地马拉杰出小说家和外交官阿斯图里亚斯的身份，从阿根廷经乌拉圭到达巴黎。因此，从所持身份证看，到达巴黎的是阿斯图里亚斯，或说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替身”聂鲁达。当然，对色厉内荏、打肿脸充胖子的魏地拉独裁政府不能轻饶。于是聂鲁达告诉记者：“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
从此，诗人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流亡生活，并向新的海域扬帆启航。这位从不懈怠的航海者，在风浪中一程又一程地驶向浩渺的大洋。最早，他是特木科地方诗人；然后是首都圣地亚哥20年代大学生诗人；这以后不久，是智利国家诗人；再以后，随着诗人作品的传播和他本人的足迹所到之处，他的诗名逐渐扩大，超出了国界。首先是在阿根廷，然后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并迅速扩展到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已成为“新大陆”的知名诗人。1949年，拉丁美洲评论界已公认聂鲁达是本大陆的第一位大诗人。但在欧洲，熟悉他的人还不多。在“旧大陆”这几年流亡中，诗人不仅为智利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和平、自由而斗争。因此，人们认识了和平战士聂鲁达，也熟悉了他的诗。他的诗不但受到西班牙语读者，而且受到其他语种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首先是在巴黎，聂鲁达受到热烈欢迎，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49年5月初，法国作协举行大会向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各国作家表示敬意。大会上聂鲁达朗诵了他刚刚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漫歌集》中的一篇《逃亡者》，然后由阿拉贡用法语朗诵全诗。犹如胜利的欢呼，诗人骄傲地说：
你那渺小的暂时的胜利，
多么凄凉！而阿拉贡，
爱伦堡，艾吕雅，这些巴黎的诗人，
委内瑞拉的
勇敢的
作家，还有许多别的人，别的人，
都跟我在一起。
而你，该死的人，
却只与埃斯卡尼利亚和库埃瓦斯，
佩卢乔诺和波夫莱特埃斯卡尼利亚等4人，均为贡萨莱斯·魏地拉的党徒。等等为伍！
聂鲁达是一个极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他总是生活在和谐友爱的群体之中。他到巴黎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热闹团体。这里有西班牙的老朋友，墨西哥时代的老朋友，众多的拉美作家，再加上刚刚结识的新朋友们。聂鲁达从隐居和逃亡的孤寂中到了文明的大都市，他有许多话迫不及待地要对朋友们说，他也渴望着听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谈。他的住处门庭若市，有时一天要接待10余次来访。但是他的航程并未终了，他又向新的海域起锚。
在这几年间，聂鲁达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奔忙，操劳。许多国家：苏联、墨西哥、危地马拉、捷克、波兰、匈牙利、法国、印度、蒙古、中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都留下他来去匆匆的身影。许多城市：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新德里、北京、柏林、卡普里……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去苏联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席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人民艺术节，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到北京授予宋庆龄国际和平奖。在各地举行诗歌朗诵会，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灵、热那亚、罗马、米兰都举行了诗歌朗诵会……
与此同时，聂鲁达的诗名也随着他漂洋过海，走出智利，走出美洲，走遍世界。他的诗集或诗选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匈牙利、美国、苏联、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阿根廷、印度、波兰、瑞典、巴勒斯坦、叙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冰岛等国出版。不但有大语种译本，而且许多小语种也有了译本，如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葡萄牙语、乌兹别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而且属于世界。
“新世界多么辽阔”
魏地拉独裁统治的迫害，迫使聂鲁达不得不于1949年2月24日穿越安第斯山南部密林，逃出智利，直到1952年8月12日才得以重返祖国。在这几年中，诗人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但他不是浪迹天涯、漫游四方的旅人，而是重任在肩，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的战士。正如1949年9月，出席于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时，他对记者所说：“我们受到了赞扬，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骄傲”，“我们是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中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士，这支军队必将阻止战争爆发。谁反对和平，谁就是与生活为敌”。
在这个时期里，聂鲁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头一次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埋葬了他的梦想的黑暗中的祖国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在被战争夷成废墟、数千万人被杀害的大地上崛起的新世界。他与众多老朋友重逢在世界各地，又与许多新朋友结识在他乡异国。这位游吟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从前只能是梦中才会见到的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
对这部诗集，作者本人有过明确的评价。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诗人说：“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说实话，我是偏爱《葡萄与风》的，或许是因为它不被人理解，或许是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诗篇我才起步走向世界的。这本诗集带着道路的灰尘和江河的水滴；书中有我本来不认识，只是通过多次旅行才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
《葡萄与风》由23个部分组成，除了前面的序和后面的尾声，主体分为21章，每一章又由若干首诗组成，内容相当丰富。如果说《漫歌集》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业绩，是拉丁美洲的英雄史诗，那么，《葡萄与风》堪称是欧洲和亚洲已经获得解放和正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英雄史诗。特别是，诗人用相当多的笔墨记叙了他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以及访问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印象、观感。
诗人写出了对新世界热情的歌颂和由衷的钦佩：《新世界多么辽阔》。“我要叙述和赞美/我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所看见的/事物。”“要知道这里是/新事物无休止地产生的国土。”“苏维埃联盟是多么辽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辽阔。/它容纳着/最小的蓝色的花朵，/也容纳下了巨大的工厂。”“苏维埃国土的统治者——是人。/小小的，刚刚诞生出来的/人。/他名叫伊凡或者彼得……”“在这儿人将要歌唱和劳动，/劳动和歌唱，/因为他的富饶的国土/就是人们的创造。”“一切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完成，/但在艰苦中却有着力量和欢乐。/而今天从海洋到海洋/伊凡继承了春天——/我正带着你在这春日的大地上行走。”“在这儿新的人/正在创造着新的自然。”“你那坚强的意志/能够使世界翻过身来。/哦，无边无际的土地！”“从此在我的眼睛里，/永远留下了你那珍贵的形象，就像留下了永无止境的/未来的春天！”脚踏着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望着“伏尔加深暗色的河水在静静地流”，诗人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赞美这座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的英雄城市。
在《向中国致敬》一诗中，诗人热烈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盛赞：“巨人啊是那么高大，他一步一步丈量着/他的水稻，他的小麦，他的土地，他的家，/而世界各国人民都认出了他：‘你成长得多么的快啊，兄弟！’”“从大海到大海，从平原到雪山，/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你啊，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诗人表达了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洲的人民”，“热带的穷人”，“玻利维亚的勇敢的矿工”，巴西的“宽肩阔膀的工人”，“巴塔戈尼亚无边草原上的牧羊人”，“都望着你啊，人民中国，/都向你致敬，并且同我一道，/给你的前额送来了这个亲吻”。
在《布拉格的谈话——献给尤利乌斯·伏契克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捷克民族英雄。》这首分为9节的长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缅怀和崇高敬意。每当诗人走过伏契克曾在那儿受过拷问的房子：“我总是望着它，抚摸着/它的墙壁，在里面寻觅着回声，/声音和英雄的话语……”“而当你那死亡的悠长的时辰/已经在你生命的时钟上敲响——/你带着像健在时一样的光辉的欢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伏契克视死如归，正因为：“你——不是遗产，而是活鲜鲜的血液，/你不是记忆，而是持久的事业。”而像伏契克这样舍生取义的英雄，绝不止一个：“曾经有过很多人，/很多个伏契克，/生平一切都做得非常出色。”“伏契克的一代人，一种/默默无言地充满快乐的人！”“伏契克的一代人，像火一般燃烧，/正在战胜着那使人腐朽的死亡。”正是伏契克的一代人的奋斗、牺牲，赢来了今天：
我通过你，尤利乌斯·伏契克，
赞美那焕然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
像你一样忠诚的儿子们的母亲，
大地的沉默的英雄们的母亲，
赞美那烟雾弥漫的玻璃之国，
葡萄串和麦穗，钢铁和人民！
还有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兄弟，他一直活在诗人心中。在缅怀捐躯者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米格尔！《漫歌集》中就有专门献给这位牧羊人的诗篇《给在西班牙流放地被谋杀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在晚年——已是米格尔去世后30年了——写成的回忆录中，也专有一章献给他：《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而在《葡萄与风》中，在《西班牙》这首近400行的长诗中，有近300行是献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
人们叫他米格尔，他是
奥里维拉河岸上的
一个牧羊娃。
……
他歌唱，
为了让牢门打开，
为了让自由在大道上畅行。
……
他将在地下
永远吟诗！
……
米格尔，在这儿，谁也没有忘记你！
……
要知道！
时间快到了，
你的风，人民的风将向他们
飞奔而来；
让伊巴露丽伊巴露丽（1895—1989），别名“热情之花”，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公开出现，
让他们听见
永生的西班牙的胜利的脚步声，
我们的西班牙的脚步声，而你
在这个时候，
哦，山羊的天使长，
你，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牧羊人，
你，伟大的人民诗人，
你，我的儿子，将要在那些旗帜上
看见你的脸孔，
整个布满善良的皱纹。
你将要生活在我们的胜利中，
和你的人民一道复活，
同我们一道前进，从此
谁也不能够再让你离开
西班牙的亲密的怀抱！
流亡诗人还写出了他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怀念：《在我的祖国正是春天》。10月，在北半球的欧洲，正是秋天：“今天——是一片金黄和红色的火焰，/而明天——是一望无垠，是白雪和洁净。”但在南半球的智利，10月，正是温暖“由北方走向南方，散发着清香”的春天，诗人渴望能回到祖国：
十月呀，春天呀，
把我带到我的人民那儿去吧！
看不见你们的男子汉和姑娘们，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用自己的肩头来负担起大家共同的希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作为一个旗手在前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我看见了普希金；
他是那样的年轻，
他成了我的朋友。
他不能讲话，
我只好从书本上倾听他。
我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行走，
一面观望着他，读着他的书本。
他用他那些诗歌为我揭示了
人们和大地的生活。
当他和我一道
在那些城市和草原的
自由辽阔的土地上空
飞翔，
在透明的空气中他是那样的透明，
笼罩着他面容的，
是像幻想一样的
宁静的自豪。
——《普希金》
聂鲁达满怀激情地读着普希金的诗，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认识俄国，更好地了解苏联。他买了一套普希金作品全集，有11册，还买了各种版本的普希金作品集。几年后，诗人向智利大学捐赠的那批书籍中，就包括这些从涅瓦河畔买到的珍贵书籍。
当诗人坐在庄严的纪念会大厅里，一种特殊的感觉传遍全身。当年在特木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借给他的俄国小说，是他和这个如此遥远的国家的第一次接触。这些小说，一直是诗人一生中最爱读的作品。转瞬光阴，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从小就渴望认识的国家，脚踏在这块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大地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27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艺术学校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聂鲁达，大会由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主持。大厅里座无虚席，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参加了大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聂鲁达最好的朋友，正是这种朋友加同志的情谊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之中有尼古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1896—1979），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俄罗斯作家。曾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协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谢苗·基尔萨诺夫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奥瓦季·萨维奇奥瓦季·萨维奇（1896—1967），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基尔萨诺夫后来曾多次访问智利，成为智利人民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聂鲁达的至交。他把聂鲁达的诗出神入化地译成俄文。聂鲁达对他极为赞赏，说他“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辞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而奥瓦季·萨维奇则不仅是聂鲁达也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作的译者。聂鲁达称赞他：“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
晚会上爱伦堡作了讲演。他是聂鲁达《西班牙在我心中》的俄文译者和作序者。而聂鲁达则为爱伦堡的《消灭侵略者》的西班牙文版作了序。这部作品中的文章，在战争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苏联报纸上登载，成为射向法西斯的子弹。爱伦堡在发言中阐述了他为《聂鲁达诗集》俄译版所写序言的内容要点。这部诗集几天后就由苏联国家文化出版社出版。爱伦堡这篇序言也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它是苏联聂鲁达研究的开端。从此，聂鲁达研究成为苏联美洲文学研究家们的重点课题。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之多。聂鲁达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俄文，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苏联境内使用的其他多种语种，如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
聂鲁达参观了工厂、农村，把他的诗带进了厂房，带到了田野上。他为人民朗诵《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他的诗在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走着、看着，有时似乎在走神，好像对所参观之处兴趣不大。但不久，在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他对所到之处出人意料的细致而又独特的描绘。他那看似怠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着，以一种极有个性的视觉和方法观察、表现现实。
苏联人总爱向来访的外国客人问：“你想去哪儿？”当问到聂鲁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一样，同在诗人心中。“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把西班牙和斯大林格勒融合为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引用了聂鲁达的诗：
……还有那些背靠着墙壁被处决的西班牙人，
他们一齐询问，是不是斯大林格勒依旧活着；
还有那一列列被牢狱生活所折磨而深陷的眼睛，
它们用你的名字刺穿墙壁；
西班牙因你的流血牺牲而鼓舞起来了，
斯大林格勒啊，你曾经倾注你的心灵给西班牙，
当西班牙像你现在一样被英雄们的血所肥沃着的时候。
——《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
在这第一次苏联之行中，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斯大林格勒——这座诗人曾为之献上两首情歌的英雄城市是一定要去的。聂鲁达站在伏尔加河岸上，望着深暗色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战争的炮火已经停息了4年，正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一座在废墟中崛起的全新的城市矗立在诗人面前。诗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
一切仿佛都很平常，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炎夏中的斯大林格勒，无数高楼大厦耸立，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狗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信封在匆忙赶路……但是4年前，这里的一切都曾经倒塌过，躺在灰烬里，躺在战争的血泊里。是的，这儿的一切都曾倒塌过，但是除了“那些日子里的人，/苏维埃国家的兵士”，他们坚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屋，与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战，争夺着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的土地。于是，“在这儿，用鲜血夺回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我们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在这儿，“斫断了/那个紧紧地套住/历史脖颈的绞索”。
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极寻常的太阳/照耀人们的和平生活——/胜利才踏着这神圣的土地的灰烬/来到了这儿”。
今天，这书本，这面包，
这早晨栽上的松树，
这充满阳光的大街
（它刚刚离开了那张
建筑家冒着战争风暴
绘制好的图纸），
这一旁走过的姑娘，
这只在阳光下、在灰尘中的狗儿——
这一切全都是奇迹，
是鲜血创造出来的奇迹，
是钢铁和党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们的新世界的
奇迹。
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是从地上/而是从人们心坎里修建起来的”。如今：
在这个夜里什么都有——明朗，月亮，辽阔，
纯洁和决心。
而在那高高的地方
是洋槐的枝条，
是绿叶和鲜花，
是准备着自卫的针刺，
是斯大林格勒的
伟大的春天，
是斯大林格勒的
永远不朽的芬芳。
辽阔的苏维埃联盟，英雄的苏联人民，就这样进入了聂鲁达的心中。从此，诗人成为拜访苏联的常客。特别是1952年12月，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奖评委后，去苏联就成为他的常规旅行。他和苏联作家们、和苏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他所说的：“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
“船长”与“罗萨里奥”
195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一本奇特的、引人注目的诗集：《船长的诗》，未署作者姓名。它装帧精美，印数极少，只印了50册，得到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诗集一出现，就成了文学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中的热门话题，尽管真正读过它的人还不多。
第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船长的诗》，大受欢迎。此后，又数次再版，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诗集上找不到作者姓名，但却有一篇书信式的代序。写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3日，于哈瓦那。信是写给出版者的，署名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
信中写道：“我冒昧地把这些尚未公开过的诗稿寄给您，想您一定会感兴趣。我保存着这些诗的全部手稿，它们是在火车上、飞机上、咖啡馆里，在各种地方写成的。这些诗几乎是不加修改地写在各色各样的小纸片甚至餐巾上。这种爱，这次热恋，发生在有一年的8月，当时我作为演员，正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城镇巡回演出。他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战场，遗憾的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马丁内斯，是拉米雷斯，还是桑切斯。我只是叫他：‘我的船长。’”
到处都在谈论这位不知名的船长和他的诗。船长究竟是谁？人们在寻找，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黑岛——聂鲁达就住在那儿。他的名字越来越紧地和这部诗集联系在一起。最后，“船长就是聂鲁达”，终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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