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来不过分苛求，也从不强迫他们听命于自己，而是习惯与孩子们沟通淡心、各抒己见。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孩子们接受了各式各样知识的熏陶，慢慢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对各种专业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的循循善诱更让孩子们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专业领域，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梁启超从不否定批判，即使他们的选择与梁启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断然不会责怪或者抛弃他们。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最高涨的热情和强烈的认同感，去积极地、尽其所能地配合孩子们实现心中的理想，这是身为父亲的梁启超更为超脱的一面。

    人生在世，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因此，梁启超为他们定下了一个大原则，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首先要想着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如此这般，才不愧梁启超的疼爱与教诲。在这个大前提下告诉孩子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孩子们要学着寻一份专门的职业，以此来发挥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

    关于职业，梁启超认为事业并无所谓大小一说，士大夫的事业是救济天下，农夫的职责是治理好他所拥有的十亩田地，虽然两个领域并无瓜葛，但是他们所做的成就却都是一样的。因此，只要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尽自己所能去完成，那么无论是谁，都应视为“第一等的人物”，都可以称为“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因此，他的孩子们在选择专业时从来都不以热门与否、收益丰厚与否为标准，而是以做学问的眼光去选择，所以，梁氏家族的子女们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是那些看似冷门、实则利国利民的专业，比如梁思成的建筑、梁思永的考古学、梁思庄的图书馆学等。

    说起梁思成选择建筑这一科，虽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但终究与其自身出色的美术天分密不可分，而这份天赋的开启，与父亲的“趣味论”不无关系。事实上，当初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学习艺术教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打算和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和眼界，做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而梁思成在小小年纪便接触的绘画艺术，却在不经意间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思成的绘画水平极为出色，因此他常常为校刊画插图，而且还是学校的美术编辑。他的画工极好，无论是笔直的线条还是蜿蜒的弧度，经他的画笔一描绘总能画出不一样的风采，在老师和同学中颇有名气。

    关于这样的说法确切与否我们暂不考究，或许这其中不乏后来人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梁思成对于绘画这门艺术并不排斥，相反还十分喜欢。后来林徽因从欧洲回来，同梁思成讲起了她打算学习建筑的想法，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建筑”这门课程。

    林徽因告诉梁思成：“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后来，喜欢绘画的梁思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建筑学，并在这门专业上成了大家，如痴如醉地研究了一生，不仅开创了中国自古以来无将此作为一门艺术的先河，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更是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思想精髓吧。

    对于梁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梁思成打算放弃北京优厚的教学条件，转而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建筑研究。梁启超知道这将是一段艰辛而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但是身为父亲、身为导师，梁启超并没有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去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中间，但凡梁启超动了恻隐之心，不惜儿女疲于奔命、辛苦劳作，决然不从或是百般阻挠，兴许后来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了。

    这是思成的建筑学，而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来，梁启超对于史学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形容这门学问：“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曾经想过要放弃身边事物专注于此，但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思永长大成人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因此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这样的决定自然会令梁启超有些失望，毕竟研究中国史是他的趣味及学问所在，况且他所“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暂不加入让这一梦想只好搁浅。

    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他鼓励思永说：“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

    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梁启超听说有一大批欧洲的考古学家要去新疆考察，对于思永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梁启超又开始自筹经费支持思永去参加这项考察，并且对思永说：“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大有益的。”

    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梁启超对孩子们的支持之心、鼓励之情却清晰可见。

    而他的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思庄，梁启超同样有着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当中当时最为进步的，而且它是哲学这些社会学主要的基础，加上生物学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讲十分适合，学成回来以后我国地大物博，物种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随意采集试验，届时也容易有新的发现。

    显然，梁启超认为生物科学大有前景，并且告诉思庄，当时极少有人学习这门科学，女孩子更是寥寥无几，如果能借此机会成为“先登者”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他希望女儿接受这样一番建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并未见有发号施令的严苛或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多的是用简洁明了的字眼将自己的想法悉数阐明。一番论述后，梁启超于文后附上了一句：“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从头至尾都是一副商量讨论的姿态，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给了孩子充分的选择和考虑的空间，不失得体和谐。

    尽管梁启超因为不想让这个家族全盘“美国化”而建议女儿学好法语去欧洲留学，但梁思庄最后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远赴美国攻读文学，后转学图书馆学，这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以上所说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在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当中，鲜有孩子对政治感兴趣，唯独思忠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但他的这一选择却让梁启超的内心十分忧虑，思忠所热衷的政治军事是具有危险性的，加上当时中国的现状，从事这种职业极容易迷失。但既然孩子有志于此，梁启超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只是在教育方式上颇费心力。

    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里表达了自己在对思忠教育问题上遇到的难处。从本质上来讲，思忠有如此这般抱负和志气是男儿热血所致，梁启超并不愿意以高压政策来束缚他，但他毕竟年幼，世事经历得也少，因此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需要当父亲的慢慢解释清楚。所以，这种解释方法十分为难，一方面不能以粗暴的方式打断他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着，生怕他走错了路。一封家书竟是梁启超的牵挂和担忧，一颗慈父之心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感动。

    从梁启超齐家育子的经验，反思我们现在的父母，的确难以做到如此从容。每一个父母都有一份上天赋予的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这本是人间一件伟大之事，但是，父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他们经常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进而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干涉孩子选择的权利。

    比方说，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喜好来为孩子定夺专业和学校，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去聆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听听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专业、接受哪方面的知识。对此很多父母都会以孩子尚未步入社会、缺乏辨识能力为由，武断地替他们做主，但其实真的很难说是孩子们缺乏判断，还是父母过分地揽起责任反而斩断了他们自立的羽翼。

    其实，父母不妨学学梁启超，转变一下自己的角色，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足够的空间。有时充当一个聆听者或是扮演一个配角，比做一个独裁者更能贴近孩子的内心，更能了解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毕竟，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你的臂膀下，父母要做的不是取代他们的翅膀，抱在怀里带他们去向远方，而是要帮助他们早日成长、学会独立地翱翔在蓝天，而这也正是梁启超教子有方的高明之处。

    让点滴之处充满浓浓的爱意

    很多人关注梁启超家教的时候，由于受到几个孩子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完整。的确，对于几个孩子的学业，梁启超耗费了不少精力，加上他本身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故而将毕生所见所学融汇其中，使得孩子们从中收获颇丰。

    然而，这并不是梁启超教育的全貌，他对于孩子们深深的疼爱充满了孩子们的记忆，每每说起，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温暖，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爹爹是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大量的长篇论述之外，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与孩子们之间交流的家书。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几个子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比方说当年思庄最初留学海外时，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问题。对此，梁思庄正处年轻气盛之时，感觉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气馁。梁启超一封书信劝导道：“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当思顺和希哲生计前途堪忧时，梁启超一面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为他们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还不忘鸿雁往来，安慰教导。梁启超告诉思顺，过分的着急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只要着急愁闷无济于事，便不值得再去为它耗费心神。这是梁启超开导苦闷中的思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鼓励思顺，告诉她这种困境正好是她磨炼身心的好机会，虽然她从小跟着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纪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并不容易遇到，思顺应该换个角度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将其作为成长的好机会。

    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思顺寄来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她无蔬菜可吃，不承想，竟被思达他们玩笑了一番，对此，梁启超不但不反感，还在信中说：“初次接到你信说没有蔬菜吃，他们曾每人画一幅——萝卜白菜之类，说送给你们到底寄去没有。”玩笑间趣味多多，一家人亲昵无间可见一斑。

    有时梁启超还会在信里讲起笑话来，说是笑话但却是他日常生活的点滴志趣。那次，梁启超听人说附近约十里的地方有一处钓鱼之地甚好，于是回去讲给孩子们听，打算寻一日风和日丽，带孩子们一同去垂钓。孩子们听完便兴奋不已，第二天便嚷嚷着要去。但天色并不是很好，因此梁启超有些沉吟。不过见孩子们都一一预备齐全了，为了不扫孩子们的兴，便只好答应同去。不料，还没到目的地，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小雨来，尽管他们硬着头皮喊出“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口号，但却没有因此而躲过倾盆大雨，“七个人在七个驴子上，连着七个驴夫，三七二十一件动物，都变成落汤鸡”。多么真切的生活，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让梁启超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会向孩子们讲起各位亲戚朋友、叔叔阿姨们新近发生的事情。

    偶尔，他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向孩子们问东问西，并央求着加入其中。比如有一年思顺全家前往日本，从信中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开始仔细地询问起来：“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能出一份《特国周报》临时增刊尤妙）。”信末的落款多样，“饮冰”“爹爹”“老白鼻”“耶告”等；时不时还会随信附上一些小东西，像演稿十来张、三张好玩的小照，或是《圣教序》一本、《从军日记》一篇……

    某次，梁启超将新得的缎子寄给了海外的几个女儿，物未出境已安排妥当：“有摹本缎两段，乃赏汝两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国缎一段则赏汝者也。”衣服漂洋过海去到大洋彼岸，虽无法亲眼看着孩子们穿着在身，但身为父亲却渴望见着这一幕，于是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汝三人将所赏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就如同一个小孩子一般充满期待。

    总之，虽远隔万水千山但梁启超却依旧如同儿女们承欢膝下相待之，可以想到，收到这些文字和小物件的思顺们心中必然觉出父亲的可爱之处，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身为鸿儒大家，梁启超肩负着家国大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的言行须得规范，但以他的个性以及贯穿始终的“趣味主义”理念，这样的身份并不使他终日束缚于正襟危坐，反之，他从来不吝啬向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有次思庄写了封信寄给二叔，但没有寄给梁启超，于是他便在接下来的家书中向思顺特意询问道：“问思庄何故写信与二叔而不与我。岂至今尚未得闲耶？”寥寥几字，颇有吃醋的嫌疑，但却是真情流露。

    还有一次，陈伯严到梁启超家中吃酒，二十五年未见的老友相互倾吐一番后，不知谈及何事，也不知聊至何景，梁启超竟越发思念起女儿来。思念之情无处表达，便“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爱女之心、念女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1928年，得知女儿将回国时，他更是难掩满心欢喜。梁启超对女儿的思念从未间断过，平日里想着也许并未强烈到让他辗转反侧，但一旦有了病痛，对女儿的思念便变得十分厉害，成了他缓解病痛的寄托。他时常会想，如果女儿此时待在他身边的话，“向她撒一撒苦痛便减少许多”。此时的他对于女儿越来越临近的归来更加急切，想到她回来以后的新生活，更是眉飞色舞起来。

    然而，就在他满心期待地向往即将来临的团圆时，病魔却无情地将他带离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梁启超的家书多与海外求学的子女们相关，最多的是与思顺的往来。对于尚在家中求学的孩子，梁启超也安排得极为妥当，由于时局动荡，综合考虑之下梁启超把年纪尚小的思宁、思礼等留于家中，专门请了一位通晓国文的先生教授他们。

    谢国桢在家中教授时，梁启超经常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时而与先生一起为孩子们讲学，时而又与他们共同探讨学习，寓教于乐、教学相长之中寄托着慈父一片关切之情。

    教育一事神奇得很，它既可以高远至云天之外，凭借主义精神便可指导人生，又可以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润物于无声滋润心田感化灵魂。梁启超所开创的家教，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能将这两面既富有创造性又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父母往往容易偏向一方，要么过分地强调理想主义，导致溺爱之灾；要么过分地强调现实主义，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此，梁启超给现在的父母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如果能照着学习一二，相信对于家风家教都是有禆益的。

    梁启超先生虽然已经逝去，但他开创了西学中用的教育先河，并打破了当时时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迂腐理论，用大智慧和大爱去培养他的孩子们。由此产生的培养思想和教育理念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仍旧熠熠生辉。而这，也正是梁氏家族在为社会培养出人才之外所创造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